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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富老師”的200萬張學生照

2019/1/4 9:40:04 1345
來源:中國青年報 新聞記者:雷宇



給學生拍畢業照的龔太平。

很多人說,龔太平可能是武漢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“武科大”)最“富有”的老師。

200萬張學生照片,塞滿4臺辦公室電腦的內存,備份用去10個2000G的移動硬盤。3700份DVD光盤、500多盤錄像帶,挨個編了序號,龔太平退休時一打包,把它們整齊地碼在4個大紙箱里,貼上標簽堆在家里的空房間,乍一看,像是被密封的藏品。

先后有1.5萬余名學生走進他的鏡頭,“整整40年的大學生校園記憶。”

龔太平的辦公室墻上,是一張挨著一張的校友畢業聚會合照;桌上摞著好幾本厚厚的相冊;電腦上還接了兩個移動硬盤,存的都是學生照片。

有人來拜訪,他會引著先從墻上的畢業同學聚會照看起。如果問起照片里校友,64歲的老教師能說出校友的名字,當年就讀的班級,現在的工作單位……

1977年,全國恢復高考,成千上萬青年的命運由此改變。而在湖北武漢,一個醫學院老師,也是從這年開始拿起相機,記錄起每屆大學生的笑臉和屬于他們的時代烙印。

40年,高等教育發生了什么,改變了什么,留下了什么……這一切都濃縮在龔太平的鏡頭之下,也改變著他的人生。

龔太平不像個64歲的退休老人,說話語速超快。背出勒痕的雙肩包里裝著相機,塞滿電池和數據線。

在龔太平的記憶里,那是一個激情迸發的時代:學生拼命學習,不上課就自習,借著樓道的燈光看書,渴了就跑到水龍頭底下,伸長脖子喝自來水;膽子大的女生,上完解剖課,把搬得動的頭顱骨、四肢骨扛回宿舍,琢磨人體的構造;中國女排連勝時,一群人在校園里歡呼、奔跑,有人拿著解剖室里的骨頭把臉盆敲得震天響,棉被甩起來,棉絮從窗戶簌簌地成片落下。

“如果把學生生活、校園點滴用照片記錄下來, 過個二三十年再拿出來,會非常漂亮。”20歲出頭的龔太平覺得,這個事兒有意義。

他買不起相機,只能厚著臉皮借來學習;花了2角錢買本《攝影的基本知識》,去照相館和攝影師交朋友,偷偷地學了些技術。

沒有暗房,他用兩片玻璃加上感光片夾住底片,躲在被窩里,等陽光足了,一掀被子,嘴里數著“一秒、兩秒、三秒……”,憑感覺控制曝光時間。

后來有了實驗室,他試著將細胞染色體成像技術用在人像上,配置藥水,控制用量,摸索了一段時間,能像樣地把照片洗出來。

1986年,龔太平第一次拿到專屬自己的相機。嚴格來說,那是研究室顯微鏡上攝影機器的鏡頭,取下來,組裝好,湊合著也能當相機用。

為此,他還提前跟領導做了匯報。領導覺得,有人拍校園也是好事,準了。

實驗室以外的時間,學生和照片漸漸成為龔太平生活的軸心。

第一張留存的黑白畢業照上,300多名學生齊刷刷地站在水泥操場上,背景是3層教學樓。

走到哪兒,他的相機都背在身上,為學生攝像、錄影。一路拍下來,可以給學生做本5年大學生活相冊。100多頁的冊子,按照時間線,清楚地羅列出故事:班級聯合燒烤、迎春晚會、第一次實習……龔太平埋頭選片、制圖,常常一抬頭才發現外面漆黑一片。他把被子搬到辦公室,累了就在辦公室沙發上躺一會兒,總能搶在畢業前夕,將光盤、紀念冊無償送給學生。

越來越多的人知道,學校有個愛拍照的老師。

學校有活動,宣傳部總記得給他打電話,他背上相機包就趕過去。有時,沒人邀請他,他知道有活動,也去。很多學生都記得拍畢業照時的一個場景:學校請的專業攝影師在正中位置拍,龔老師的三腳架支在旁邊,也拍。

有校友打趣:“感覺沒有龔老師的活動,都不像活動了哩。”

有班級專門邀請他去拍畢業照,他特高興。架著三腳架,看鏡頭,對著上百人的隊伍高喊“右側的同學再左移一點,好”。一會兒,聲音又提高了幾個分貝,“有的同學表情咋那么嚴肅,是不是龔老師欠了你們300斤大米沒還哩。”這一說,大家都笑了。

臨別前聚餐,同學搭著肩,互相爆著對方在大學的糗事,玩笑打鬧間,眼淚不知怎地突然就滾了下來。龔太平舉著相機,紅著眼,拍著學生們彼此告別的畫面,邊哭邊拍。

校園,在照片中以可見的速度蛻變著。從毛坯房遷到新大樓,從土足球場變成塑膠跑道。龔太平的相機從膠片機換成數碼相機,照片由黑白變成彩色,還專門添置了打印機。

所有的照片,他都會仔細注明拍攝時間、內容,歸類整理在硬盤、電腦里。有時碰見其他老師丟的照片,他也收集起來。

攝影展慢慢也辦了起來。龔太平整理、排版,聯系廠家,把照片都印在展板上,自費辦了10多次。最熱鬧的時候,吸引了上千人來觀看。他還制作了一份武科大明信片,校友回來了送,學生來了也送。

一次,校長接待從德國飛過來的導師,談話間想起了他,跟身邊人說“趕緊給龔老師打電話,讓他過來幫忙拍個照,把他做的明信片也帶過來”。

歷史的車輪向前滾動。當一張張照片被攤開、細細欣賞的時候,龔太平看到了高校教育改革中,最鮮活的“鯉魚跳龍門”的樣本。

1999年,高校擴招。有資料顯示,到2005年,農村大學生人數翻了6倍,首次超過城市學生。

在1999級的畢業照里,龔太平認出了本科8班的李強(化名)。這個來自湖北仙桃的農家子弟,每到暑假就早早趕回家,幫父親摘梨子。父子倆把一筐筐梨子運到鎮上賣,掙了錢,誰也舍不得花,全留著交學費。李強工作后,沒兩年就考上研究生,留在省里一家三甲醫院。

福建小伙子張明(化名)也抓住了時代的機會。他父親賣豬肉,母親務農。最難的時候,家里連1個月的生活費也湊不上。5年時間,除了上課,他就窩在實驗室、自習室、圖書館,拼命汲取知識。12年后,龔太平在學生婚禮上遇見他。他已是福州一家醫院的外科骨干,娶妻生子,在繁華地段買了房。照片上那個靦腆的農村孩子蹤跡全無。

“寒門出貴子,這樣的例子太多了。”點開一張張畢業照,龔太平有些自豪,“每張照片背后都有故事。人叫什么,去了哪兒我都知道,幾十年的積累都放在上面呢。”

一次經歷,讓龔太平開始觀察到照片背后更深層的教育問題。

大一新生于欣(化名)剛結束軍訓,父親在煤礦遭遇塌方,不幸遇難。龔太平整理了于欣軍訓、學習的照片,最珍貴的一張,是開學時抓拍到父女同框的一幕。照片里,父親穿著深色的襯衣,提著裝滿棉被的大箱子,彎著腰陪在她身邊,耐心地等她辦入學手續。

待于欣處理好父親后事返校,龔太平把她叫到了辦公室,遞上3張照片,“這2張照片給你和妹妹,上面有你的父親,另外1張送給你媽媽,你和妹妹都在外讀書,讓這張照片替你陪著媽媽。”

把手放在和父親唯一一張合影照片上,于欣哭了。

龔太平翻遍了學生檔案,發現班里有半數學生都曾有留守兒童經歷。他以記錄者的姿態做了次嘗試,給96位父母寄“家書”,手寫了96封信,記錄學生點滴,還給上百個家長打電話。也因此被質疑:這老師是不是管得太寬了?

臨近退休,學院覺得沒人比他更熟悉校友,于是返聘他為校友辦負責人。這份工作沒有工資,但他覺得很幸福,依然可以做和拍照相關的事。

2018年暑假,為籌備醫學院校慶工作,64歲的龔老師在25天里打了1000多個電話。最累的時候,腿腫得嚇人,都沒力氣去開辦公室的門,把他驚出一身冷汗。

2018年10月26日,學校120周年校慶。他為回家的校友制作了照片集,用透明袋子仔細地裝著。

學生們的回憶拼湊出這樣一些細節:龔老師幾乎不旅游,周末、節假日最愛辦公室;吃飯就去食堂,一頓飯幾元錢就打發了;一雙皮鞋,一穿好幾年;有一次去看校友,返程要打車,一摸口袋只有10多元零錢,還是院長臨時救了急……

但“窮老師”時刻注意把辦公室拾掇敞亮,衣服穿得整潔,還在會客桌上自制的紙盒里插上幾朵鮮紅色的假花。

他總擔心有校友回來一看,“哎呀,龔老師怎么老得不像話了。”

有校友評價他:“熱愛母校,對學校有遠超乎他人的深厚感情。”2011級臨床醫學班班長陳維用“博愛”來形容龔老師,“他不只對自己的學生好,對其他學院的學生也好。遇到來學校游玩的校友,也幫他們拍照,再發郵件給他們。”

但這種不求回報的集體價值觀,和這個時代一對比,總是反差很大。

40年來,他對自己的總結是:對得起良心,沒有任何私欲,也不占任何便宜,總是希望能將學校的風景和文化展示給學生,給客人。

他覺得,不是自己管得太寬,是社會價值觀變化太快。“找人監考,第一句話上來就問有沒有錢。好像沒有錢,這個事就不會有人去辦”。

“但如果只有你一個人堅持這種價值觀呢?”談到這里,他目光緊縮,嘆了口氣,身子重重地靠在椅子上,“是很孤獨”。龔老師看著手中的茶杯,臉上露出了與年齡相應的暮色與松弛。

忙完校慶那天,是個陽光正暖的下午,微信群的消息一直響個不停,校友不停地刷屏:感謝龔老師,感謝學院,感謝母校。回家真好。

他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,也不作聲,一連看了幾個小時,臉上寫著滿滿的幸福。(記者 雷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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